这些制度试图从住房供给、税收免除以及住房贷款优惠等方面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和普通家庭的自住需求提供国家的资助。

从宪法文本规定看，宪法中确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没有给司法机构一丝分享主权的空间，宪法中明文规定宪法的解释权和违宪审查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个理性化现代社会，法家思想而非儒家思想，更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要求，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就特别看重春秋时期法家思想的理性化要素。

启蒙思想家以国家为研究单元，把宪政理解为如何在一个国家内部组织权力关系的技艺，但是如果我们把国际社会作为研究单元，那么对宪政的理解就会有不同。这恰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根本区别。由此，中国要落实宪政，不可能照搬照抄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而必须根据我们自己的宪政体制来落实宪政，探索中国自己的宪政道路。陈端洪教授将党的领导看作是中国宪法的第一根本法，而我更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乃是中国宪法的根本制度。这样违宪审查问题由中共中央下设的宪法委员会作出实质性的宪法解释或违宪审查，并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正式对外公布。

美国宪政问题自始至终都围绕主权问题展开，哪怕是沃伦法院（Warren Court）时期所谓的民权保护问题，最核心的是如何把黑人吸纳到由白人构成主权人民（We the People）的公民之中，背后乃是白人和黑人究竟谁是美国主权者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如果说中国人要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如果说中国崛起具有普遍历史意义，就必须为人类历史注入新的活力，必须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Mark Tushnet， 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 1999。

公众有必要也有权利了解国家政治运行规则，然而国家机关也应当致力于提升自己的工作透明性，使其工作可被公众所熟悉（Jiang,2013）。在某种程度上，强世功对宪法功能的看法低估了宪法树立个人权益的功能。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宪政制度中一切不足之处以及一切与西方模式相异之处往往被视为证明中国现行制度缺乏合法性和可行性的依据。  参考文献： 邓小平，1994，《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这样一来，共产党必须履行其天命（Mandate of Heaven）而治天下，以公众福祉为重，保持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福柯通过考察组织机构运转背后的纪律性奥义，揭示了机构的运转是紧紧地附和在层次复杂且根植于国土、安全以及人口等相关概念的权力网络之上（Jiang,2006：4）。

[16]强世功认为道德宗教社会已经大部分败落了，政治社会也在不断衰退，而现在的法治社会也将会成为一个历史的遗物。本文并非期寄于对强世功的学术著作进行完整的概述，也不准备全面评述强世功对宪政的研究，我之前已经对强世功的《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一文做出初步的评论（Jiang,2010。强世功建议中国应当建立宪政秩序的实施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在党政结构内建立负责宪法解释的宪法委员会。至于政治决策教育，留给共产党来设计主导专门的教育机构来培养有责任的领导决策层，促进决策层干部的专业化。

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Madison， 1788）在这一点上，历史证明了麦迪逊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是一种通过中国宪政秩序自身的权威性来理解其合法性的努力（参见强世功对卡夫卡隐喻小说《法律之门》的评述［Kafka,1915］），强世功认为这个故事隐喻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穷尽其一生不切实际的努力来寻求所谓法律的真谛。通过这种独具一格的综合理论背景，强世功不仅为宪法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同时为中国宪政指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合法发展途经。

这篇文章将关注强世功对中国一党宪政制度合理性及合法性的论述。强世功明确地区分了党和国家在宪政体制下参与公民管理的不同之处，这一关键功能区分对于中国学术领域的研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工作都极其重要。

以美国为例，很多有关宪政的论述都是基于美国宪政制度及其政府架构合法性是无懈可击的这一假设之上（Fallon,2005）。在美国，律师这个职业同时承担了行政与政治功能（例如宪法诉讼），这反映了美国政治文化与法律文化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民众对这个新兴的共同体持有矛盾的态度，强世功也担忧这一共同体对中国文化政治建构的影响（Jiang,2003：5-7,7-12）。在西方古代社会，不同的法律职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四、结论 邓小平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当然强世功并不是反对维护个人权益，但是他认为自由与人权等概念在没有一个稳定高效政治秩序的前提之下都是不成立的空中楼阁。[24]这一观点当然也在麦迪逊最初反对《权利法案》时提过。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

执政的工具不限于法律，还包括了范围广泛的其他机构、手段以及其他松散的实施。[12]强世功对于国际化以及当代国际秩序下主权作为一项绝对的概念这一现象予以认同，提出我们不应当将对于国家主权的认识局限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毕竟国家主权这一概念初始是为解决国际争端而产生。

在这个问题上，强世功特别强调了美国宪政模式对推进人类文明所做的无与伦比的贡献。[5]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年会，西安：西北政法大学，2011年。

目前的党校正在按照这样的模式运营。结合这一观点，强世功关于推广公民教育的提议显得更为明了和有力——共产党自身致力于推广政治教育就是为了鼓励人们通过党组织而不是绕过共产党来参与政治活动。

（Zhu,2002） 需要指出的是，有关上访制度的讨论也揭示了树立中国宪政主义的难题。强世功明确地批评了将中国的法律人群体混淆了法律中所包含的不同功能，以致不同职责的法律人不能各尽其责、各守其位。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在中国体制中法律这一概念有着双重性质，我们必须区分在宪法中作为政治意志组织性表述的法与在行政治理中作为司法工具的法。

中国内部对宪政问题的讨论从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这种尴尬的境地之中。无论法律界人士作何感想，在一个法治国家，个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律师的角色。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21]纸面上的法规无论如何强硬，在与民情相反的时候也显得毫无威严，这些法规在不断地被违反之后将失去它们应有的执行力。

对于中国而言，这同时也启示了中共在国民教育这一政治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人类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任何个人要想实现与他人的合理互动都必须放弃绝对的自主权，服从某种公共规则。

如果我们将实施问题描绘成制度问题，这样的曲解也许会削弱大众对于法治建设的努力，加深民众对国家基本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质疑，甚至导致民众寄望于非法的手段去实现他们的诉求。本文同时还将探讨强世功针对中国制度所提出的一种结合基本民主机制与中国共产党代表性的一党宪政体系。在另一方面，共产党自身就是一个面向广大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途径。这些行为准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就像法学院正在向法律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作为政策学院的党校体系也应该朝着提供高质量专业政治工作培训的方向接受相应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政框架下起到了间接指导政府机构的作用，也代表了中国政治的政治权力的基本秩序。

法律也没有理性与仁慈的光环，法律的实施往往是以杀一儆百，以儆效尤式的暴力展现于世人面前。在这一观点下，宪政秩序就是为压制人们的暴力与兽性而生，人文情怀则是这一契约的可得利息。

当然这一切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将律师职业组织为一种管理性职业就意味着政治工作不再属于律师处理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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